课后延时服务开展不能偏离了政策初衷

自2019年以来，本地学校开始落实课后延时服务。经过三年多来的曲折发展，尤其是在助力双减落地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感觉一些来自上级的要求做法跟政策的初衷不一致。

一是参与率。校长开会回来传达过两次关于参与率的要求，去年上学期要求各校参加延时服务学生人数要达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98%，下学期为95%。也就是说，一个标准班额的班级当中，不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的学生最多不能超过三个，班额小的班级则需全员参与才达标，这两个比例不可谓不高。根据延时服务最初实施时的统计，城镇学校基本上是30%的自发比例，村小于教学点参与率稍高，但要达到那两个比率，也非学校老师单方面提升服务质量所能吸引得了的。为完成上级的指标数，因此也就有了学校各种形式的宣传与教师上户劝导。

从“我要参加延时服务”到“要我参加延时服务”，好事便开始变味。原本意愿参加延时服务的学生，因为更多学生的加入，之前享受的服务资源便被稀释。而通过做工作而来的学生，则无端增加在校时间，在配合完成上级部门的指标数当中，牺牲了个人的大好学余时光。

二是参与面。根据延时服务政策要求，但凡学生家庭有需求，学校便应想方设法提供便利解决。因此，该开展延时服务的学校，延时服务开展一所也不能落下，城镇学校如此，村小如此，教学点也理应如此。只是，在不压缩服务面的同时，也不能盲目扩大服务面。

要求寄宿生也参加延时服务，便是盲目扩大了服务面。按说，将学生交到学校寄宿，放学后的管理与学业辅导所需费用便已包含在寄宿费里了。且不论这笔费是家长出还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反正是已然付费。如今再组织这部分学生参加延时服务并收取服务费，且成为周边寄宿制初、高中的常态，怎么说也逃不脱重复收费的嫌疑。

最后是服务费分配。将适量收取的服务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款专用，这是提升学校和教师参与服务积极性，同时尊重教师劳动的重要举措。因此，服务费除用于学校在延时服务场地维护与设施器材添置的必要支出之外，另一用途就只有教师课时费的发放了。当收取的费用不足以支付教师课时费时，地方财政还应设法筹措补充。但在实际情形中，本地地方财政不但不予补充，反倒是一开始便从中截留20%的管理费，如今是30%以上，剩余不足70%才供学校用于延时服务运转。虽在提升参与人数的情形下，保证了教师课时费的发放，却也是建立在费用完全由家长承担的基础之上。

犹记延时服务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为了解决部分工薪家庭三点半问题与部分家庭监护人无力辅导学生学业难题，聘请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同时严格控制收费，是为一项民生工程。但如今按上述三种做法来看，教育部门开展的延时服务还得兼顾为一方财政减压，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同时，更成为了不少学校、教师与学生家庭的新负担。